美术馆应从地标、容器升级为文化芯片
今年上半年,先是二月,位于上海外滩的东一美术馆停办。接着六月,深圳木星美术馆宣告闭馆。紧接着七月,青岛西海美术馆也突然关闭。再加上此前一段时间OCAT上海馆、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、没顶美术馆等等,均因各种原因闭馆。
一时间,面对众多民营美术馆的关停风潮,有关“民营美术馆危机”的讨论在网络与自媒体上成为热门话题。人们普遍为此感到突然,感到惋惜,感到情感上的难以割舍。因为明明这些馆在当地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,并且关闭之前还在举行一些颇受欢迎的大展。
比如东一美术馆,在运营的六年时间里,举办了不少特展,基本以国外引进展为主。这些引进展让广大观众不必远涉重洋,在上海就能有幸见识拉斐尔、提香、鲁本斯、莫奈、克里姆特等西方艺术大师的真迹。其关停前的最后一个展览,是“毕加索、莫迪里阿尼与现代艺术展”这样高品质的展览。再比如深圳木星美术馆,自2019年底开馆以来,致力于打造大湾区国际化艺术展,但随着盐田千春大型个展“命运的边缘”在这里落幕,这座美术馆也正式宣告闭馆。而青岛西海美术馆,更是近年来国内非常著名的网红艺术地标,这座花费了十年时间、斥资16亿元,邀请法国建筑大师、普利兹克得奖者让·努维尔打造的“最美海边美术馆”,在运营的短短四年间,可谓大师云集,大卫·霍克尼、曼·雷、安东尼·葛姆雷等一众当代艺术大师作品均在此馆亮相。但就在今年六月30日,它突然发布了一则“闭馆公告”,引起业内一片哗然。
民营美术馆面临的危机,有此前一段时间经济增速放缓的客观因素,当然还有民营美术馆资金来源单一、运营模式不成熟、政策支持不足、市场环境与观众基础薄弱等多重因素综合叠加所导致的。但笔者认为,更深层次的原因,恐怕是很多民营美术馆在创建之初,对美术馆本身认知不足,缺乏长远规划,缺少馆藏资源等这些根本性因素。
中国的美术馆建设,有着与西方的美术馆建设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。西方无论是公立美术馆,比如乌斐齐美术馆、卢浮宫、大英博物馆等;还是私立的美术馆,比如大都会博物馆、佩吉·古根海姆美术馆、盖蒂艺术中心等,都是先有藏品,再有美术馆。中国近20年来兴建的美术馆,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,除绝少数之外,基本上都没有藏品。这种先天不足,让这些兴建的美术馆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局面。它意味着,这些美术馆所举办的每一个展览,都需要依赖空运,这势必推高了美术馆的展览成本和运营成本。同时,因为要依赖外界的资源,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性,导致美术馆在学术定位与发展方向上失去自主权,也不利于美术馆的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,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实际上,对后续美术馆的建设与发展埋下了很多隐患,更是对美术馆的长期持续平稳的发展提出了挑战。近年来,民营美术馆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,似乎也印证了笔者这种担忧。
另一方面,无论是地方主政的领导,还是各地企业老板,都把新建美术馆当作形象工程,作为一个地方的“文化名片”或“艺术地标”。所以他们往往只重视硬件建设,可以不惜重金,聘请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为他们设计并建造各种形态夸张、具有标识感的美术馆建筑。但普遍不重视软件建设,对美术馆开馆之后如何经营与运作,缺少系统性的、专业性的长远规划。尤其对美术馆开馆之后还需要长期持续的经费投入,他们普遍缺乏思想准备,误以为美术馆建成之后,就大功告成,根本不曾想过,美术馆实体建成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
红砖美术馆馆长闫士杰就曾指出:“对美术馆自身的构建,要有长远的规划。现在有实力能建得起美术馆的很多,但往往夭折在起点上。一个美术馆建立前,要真正研究美术馆的运行规律、空间尺度等,也要细化到运营成本乃至采光等方方面面的需求。建筑大师往往是在表达建筑的美学,不会太多考量展览的需求与功能。国际上,建造美术馆的同时往往考虑仓库的安排。同时,馆藏作为美术馆的立馆之本,随着展览数量的增加,藏品系统的完善也会使美术馆的发展少走很多弯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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