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社北京9月9日电 题：自由贸易，无问东西

　　作者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

　　五千多年锤炼而成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，其中的许多思想与其他国家或文明的思想具有很高契合度，同时又有鲜明的独特性。

　　开放进步的文明史观，本应是东西方的共同愿景。但对一些珍贵的人类文明成果与常识的背离，给当今世界带来重大挑战，典型示例就是漠视“互利共赢”这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则。

　　经济学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，叫作“帕累托改进”(Pareto improvement)。其含义是：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，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得到改进，同时没有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损害，这个社会便实现了福利改进。当不存在进一步福利改进的空间，即有些人的福利改进必须以其他至少一人的福利受损为条件时，该社会便达到了“帕累托效率”(Pareto efficiency)。

　　由于有人受益、无人受损，“帕累托改进”在经济学上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，能否实现“帕累托效率”也就成为评判政策或规章制度优劣的主要标准。显而易见，实现“帕累托改进”是一个不错的结果，穷尽所有“帕累托改进”的可能，进而达到“帕累托效率”。

　　但这些从孔子思想的角度来看还不足够好。孔子曰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他认为，仅自己获得发展和提升是不够的，重要的是自己与其他人一起发展和提升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的“立”与“达”，以别人的“立”与“达”为前提条件。

　　比照“帕累托改进”概念，中国学者赵汀阳先生创造了一个概念——“孔子改进”(或称“孔子改善”)。与“帕累托改进”相比，“孔子改进”又上升了一个层次，因为这一概念强调自身发展一定是与其他人的共同发展、共同进步连在一起的。作为进一步延伸，“孔子效率”可被定义如下：一个社会穷尽了所有“孔子改进”可能性时所达到的状态。

　　实现“帕累托改进”和“孔子改进”的途径多种多样，其中最为直接的途径之一便是自由贸易。在《国富论》中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、“现代经济学之父”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)详细阐释了基于不同产品生产率高低形成的分工与交换，以及这种分工与交换带来的巨大“贸易利得”(gain from trade)。后来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·李嘉图(David Ricardo)进一步丰富了斯密的思想，为贸易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　　尽管在历史上某些时期，中国曾奉行闭关锁国、自我封闭政策，但总体来看，自由贸易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，并占据主流。西汉时期，中国出现了两部重要文献，一部是刘安等编写的《淮南子》，另一部是司马迁撰写的《史记》。在这两部文献中，作者都意识到，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分工、生产和交换，能使各参与方获益。在他们眼中，生财之道或经济增长，即所谓“货殖”，在于“以所有易所无”“以所多易所鲜”“以所工易所拙”，用现代汉语表述就是“用我有的东西换我没有的东西，用我丰富的东西换我稀缺的东西，用我擅长生产的东西换我不擅长生产的东西”，其结果便是互利共赢，各得其所，皆大欢喜。

　　鉴于刘安、司马迁的想法与斯密、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如此接近，可以将中国古人清晰的自由贸易思想概括为“刘安—司马迁定理”。

　　对于国家、群体乃至个人而言，开放带来进步，封闭必然落后，已在人类文明史中得到证明。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“孔子改进”与“刘安—司马迁定理”，再加上作为西方古典经济学主脉之一的分工贸易理论，代表了开放进步的文明史观，并为人类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。